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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台独”运动的潮起潮落(中)
华夏经纬网   2020-09-02 0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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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何处黄粱做梦成”:“台独”在美国三十年辗转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海外“台独”运动的重心开始由日本向美国转移。此后,“台独联盟”、“世台会”、“台湾建国联合阵线”等联合性“台独”组织相继成立,反映出“台独”分子把力量分散的各派统合成跨国际整体力量的企图。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海外“台独”运动组织规模、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甚至成为影响台湾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台独”运动在美国的发迹与成长

    1956年1月,林荣勋、陈以德、李天福等人在费城成立“台湾人的自由台湾”(英文简称“3F”),成为美国的第一个“台独”组织。当时赴美的台湾留学生较少,在美华人多数不支持“台独”,该组织的实际影响力极为有限,只能遥戴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受廖文毅委托担负向联合国游说任务。但由于该组织与在日“台独”组织牵扯过多,联邦调查局要求其按照“外国政府代理人登记法案”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防止身份暴露,组织成员只能采取金蝉脱壳之计,先于1957年底宣布解散组织,再于1958年初成立具有秘密团体性质的“台湾独立联盟”(英文简称“UFI”),继续在美国从事“台独”活动。但该组织成员稀少、资金不济、力量薄弱,始终未能在美国掀起波澜。

    60年代后期,美国的“台独”组织日益活跃且有壮大趋势。一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首屈一指,成为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的聚集地;二是赴美的台湾留学生迅速增加,从1960年的688人上升到1965年的1995人,再到1969年的3082人,十年间留学生总数达17423人;三是彭明敏师生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宣言”手抄本流至美国,在赴美留学生中广为传播,使美国的“台独”组织及其活动快速升温。

    1966年6月,旅美“台独”分子再次做出整合努力,在费城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英文简称“UFAI”),下设“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陈以德、周斌明分别担任“主席”和“委员长”,另有专人负责“外交”、组织、出版、研究、海外联络等各项事务及在美国各地的“台独”活动。该组织成立后,对内加强组织整合,鼓励成员向纽约地区集中,张燦鍌、王秋森、赖文雄、蔡同荣等相继搬到纽约市。对外发起“自由长征”(Freedom Trail)巡回活动,向台湾人聚集的城市宣传“台独”主张。张燦鍌、陈荣成等负责西线,由洛杉矶出发向旧金山、内达华、俄克拉荷马等地挺进,罗福全、简金生等负责东线,由费城向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地开拔。两路人马深入美国各大城市的台湾人聚居区,宣扬“台独”理念,拉起了一张“台独”分子的联系网。

    1969年9月,各地“台独”骨干齐聚纽约,商讨成立具有世界性的“全球台湾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WUFI)。会议决定将各地“台独”组织改称“台独联盟”各地本部,各本部自行推选“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举“联盟总本部负责人”。1970年1月“台独联盟”正式成立,加盟组织包括“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日本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加拿大的“台湾人权委员会”、奧地利的“欧洲台湾独立联盟”以及台湾岛内的“台湾自由联盟”等。“联盟”的总本部设在美国,另以几个加盟组织为主体分别在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台湾等地设本部。“台独联盟”吸引了不少“台独”活跃分子的加入,被视为海外“台独”运动的“最强音”。随着“台独联盟”进入活跃期,美国各地的“台独”组织及活动风起云涌,美国也因此取代日本,成为海外“台独”运动的新策源地。

    (二)“台独”组织在美活动及其暴力抗争

    1970年“台独联盟”世界性组织的成立及彭明敏逃离台湾并辗转赴美,极大鼓舞了美国“台独”分子的气焰。海外“台独”运动将“暴力抗争”作为主要斗争方式,形成了以“台独联盟”为主导,“台湾基督徒争取自决协会”、“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等密切配合,各地“台独”组织遥相呼应的“台独”运动新景象。

    作为海外“台独”组织中最好战的“台独联盟”,主张“使用一切可行的方式,达成倒蒋建国……在手段上一直坚持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任职最长的“主席”张燦鍌总结出“台独革命”的五大特色,即“蒋家政权必亡、中共威胁使台湾唯有加快脚步、台独可获民心、动乱是台独革命的良机、配合经济危机引起全民革命是台独革命的主要动向”,毫不掩饰其“台独”理念中的极端暴力色彩。此后,“台独联盟”发表《台湾独立自救手册》,将矛头完全指向“蒋家统治阶级”,呼吁台湾人民“把他们喉扼,把他们命夺”,进而详述了如何实行破坏行动,包括燃烧弹、炸弹的制造方法及投掷要点,流露出海外“台独”运动的恐怖主义倾向。

    1970年4月台“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美,“台独联盟”执行秘书郑自才和盟员黄文雄密谋刺杀未遂,被称为“剌蒋事件”。海外“台独”组织的行动跃然登上世界各大报头条,达到了以暴力手段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此后国民党当局压制岛内外反对势力,一再引发“台独”的暴力反弹。1976年1月,“台独”分子爆破高雄变电所高压线,致使台湾南部大停电,“台独联盟”第四行动团队对此负责;10月,“台独”分子王幸男以邮包炸弹炸伤“台湾省主席”谢东闵,被捕后供称受“台独联盟主席”张燦鍌指使。1979年初美国宣布将与台湾“断交”,再次引发海外“台独”组织躁动。8月,“台独联盟”以定时炸弹爆破国民党当局驻纽约办事处,并在华盛顿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总部安置炸弹;12月,相继破坏骚扰该委员会洛杉矶、西雅图和旧金山办事处,爆炸袭击其华盛顿总部。1979年底,“台独联盟”、“独立台湾会”、“美丽岛周报社”、“台美协会”等十个泛“台独”组织共同协商成立“台湾建国联合阵线”,主张“对国民党政权作立即的、持续的、全面的、毫不容情的攻击。”“台独”活动更加猖獗,一些与国民党当局有关的外围机构和密切人士也惨遭池鱼之殃。1980年1月,“中华航空公司”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营业处先后被炸;2月,台警特头目王升之子王步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住宅被炸毁;4月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社”遭受一连串的骚扰、破坏和纵火,时任高雄市长王玉云之子王志雄在洛杉矶的住宅被炸;12月,拥护国民党当局的纽约侨选“立委”曾燕山被殴打致不省人事。此外,“台独联盟”还在台湾岛内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如“慈湖爆炸案”、“中兴号爆炸案”、“总统府电源爆炸案”、“国光号爆炸案”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整个70年代,海外“台独”运动以美国为策源地,采取极端暴力的抗争模式,甚至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是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手段打压岛内政治反对势力,引起海外“台独”运动的强烈反弹,提高了“台独”分子暴力抗争的动机。二是因为美国调整对台政策,与大陆签订《上海公报》乃至最终建交,国民党当局成为美国的“弃子”,加剧了“台独”分子以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迫切心理。此外,70年代国际上兴起第三次恐怖主义浪潮,全球恐怖活动频发并出现跨国扩散趋势,海外“台独”运动难以避免受恐怖主义的影响,模仿其对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

    (三)暴力抗争的退却与温和路线的转向

    进入80年代,“台独联盟”主导的暴力抗争式“台独”运动逐渐陷入困境。一方面,在美国生活的台湾人多为中产阶级,对暴力行动始终持有一种畏戒和审慎,更遑论直接参与其中;而一般的美国大众,即使对“台独”分子抱有同情,也很难认同其极端暴力形象。另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防范恐怖主义泛滥,“台独”组织的恐怖暴力逐渐引起美国政府注意,1981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署的报告中,将“台独极端分子”列入“组织性犯罪”的“国际恐怖分子”,并预测其活动将趋向暴力,表明美国政府已不再容忍“台独”组织的暴力活动。

    在此背景下,海外“台独”组织内部出现了反思暴力和走“温和路线”的声音。曾任“台独联盟主席”的彭明敏强调,“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必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至少要能够获得大众或是外国政府的支持与同情,才能达成目标。”一贯杀气腾腾的“台独联盟”也不得不转变风向。随着对暴力抗争的反思,海外“台独”运动转向游说美国国会、关注人权议题、加强国际联系的“温和路线。

    早在80年代之前,即有“台湾人权协会”、“世台会”等“台独”组织做美国国会及政治救援工作,但主要是针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且挹注资源相对有限,未能形成广泛影响。1982年2月,蔡同荣、彭明敏、陈唐山等在洛杉矶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简称“FAPA”),以争取有利于“台湾住民自决”的国际环境为宗旨,专门承担对美国国会工作的重任,被称为“台独”的“外交部”。其他海外“台独”组织如张丁兰的“台湾人权协会”、黄彰辉的“台湾人民自决运动”、郭雨新的“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等,纷纷派出负责人担任该会的“中央委员”,标志着海外“台独”运动向“温和路线”合流。该组织主要通过在华盛顿的总会和各地分会对国会及各选区的议员展开游说活动,寻求议员关心、支持他们推动有关台湾的议题。

    一是游说国会议员成立“台湾民主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使台湾民主及“台独”问题成为美国国会持续关注的的重点议题。二是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国民党废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经蔡同荣等人的不懈游说,1984年5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台湾“戒严令”举行听证会,通过“促废除戒严令决议案344号”,民主党政纲中也列入“国民党政权应废除戒严令”的条文。对于“美丽岛事件”和《蓬莱岛》杂志“七字官司”的政治犯释放,以及“江南命案”的凶手引渡问题等。“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不断通过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达成解救“台独”分子的目的。如“美丽岛事件”政治犯林义雄、高俊明、许晴富和等人被保释出狱,涉及“七字官司”的陈水扁与国会议员会谈,“江南命案”凶手由台湾引渡到美国。三是促成国会通过一系列有关台湾“民主”的提案。经过对参议员克莱恩·佩尔(Claiborne Pell)等人的多年游说,以“全体台湾住民参与政治”为主旨的“台湾民主修正案”,附加在国务院“外交关系授权法案”第806款,终被国会通过并获总统签署。同年促使斯蒂芬·索拉兹(Stephen Solarz)等数十名众议员联署“台湾民主决议案”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民主化、准许成立反对党、立刻终止检阅制度、保障言论及集会自由、成立具有代表性的政府”。1987年众议院在表决国务院预算案时再次通过了索拉兹提出的“台湾民主决议案”要求国民党当局终止“戒严令”、取消“党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全面改选中央民意机关等,后还增加了“由人民直选总统”的条款,最终获参议院通过。四是促使国会通过有关台湾前途的提案。1989年“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台独”游说团体促国会通过“台湾前途修正案”,明确了“中美未来的友好关系取决于中国对台湾避用武力或威胁”。1990年再次游说众议员提出具有“台湾住民自决论”性质的“台湾前途修正案”要求“应通过有效民主方式如举行民投票等,以台湾住民的意愿来决定台湾前途”。此后,有关台湾前途尤其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法案不断在国会上演。

    由此可见,以“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台独”组织做美国国会的工作颇有成效。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曾评论称,在其任职参议院二十多年见过很多游说团体,但没有一个团体能像该组织一样,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想法产生如此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蔡同荣、张燦鍌等“台独”头目还尤其注重寻结国际盟友,先后与亚洲的韩国、菲律宾,南美洲的危地马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非洲的南非及中东的巴勒斯坦等国的反对运动人士建立友好关系,扩大了海外“台独”运动的国际影响力。

    (四)在美“台独”组织的内斗与分裂

    由于路线、立场、利益诉求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抗与分裂始终是海外“台独”运动的重要面向。有学者指出“台湾独立运动本质便具有强烈的浮萍性格和摇摆性格,这也使得海外台独运动因之而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分裂性本质。”随着在美“台独”组织的壮大,其权力斗争及分化组合日益显现。

    早在1970年“刺蒋事件”后,“台独联盟”的内部分裂即开始上演。以主席蔡同荣为代表的“韬光养晦”派,为避免惹来美国联调查局的搜查,使组织的秘密盟员曝光,主张撇清和“刺蒋事件”的直接关系;与之相对的是“有所作为”派,认为组织应主动承担责任,利用“刺蒋事件”壮大“台独”声势。两派人马一度僵持不下,导致张维邦、张维嘉、王秋森、赖文雄等人退盟,蔡同荣也不得不于一年后卸任“联盟主席”。1972年“台独联盟”巴西分部内讧,部分激进分子另组“台湾独立革命军”并勒索其他“台独”团体,牵扯到的金钱及人事纷争,对“台独联盟”美国本部造成严重冲击。

    80年代前后,被国民党当局流放的许信良、郭雨新等人来到美国,为海外“台独”运动注入了“新血液”。但他们身份背景复杂且斗争经验丰富,所持“台独”理念、路线及手段与以留学生为主的旅美“台独”分子大有不同。这批新来的“台独”生力军,吸走了一批原有“台独”组织的支持力量,使相互之间争取“台独”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台独”组织内部也随之陷入更激化的理念分野和赤裸裸的权力纷争。

    1984年“洪哲胜脱盟事件”造成“台独联盟”大分裂。洪早就对张燦鍌长期把持“联盟”大权心生不满,为争位夺权积极部署。1984年1月“台独联盟”在洛杉矶举行代表大会,洪争取竞选“美国本部主席”,并由亲信林哲台竞选“副主席”,黄再添、柯柏、郭倍宏角逐中央委员席次。但选举结果是“洪系”人马饮恨败北,陈南天当选为“WUFI美国本部主席”,李南及刘重义分任第一及第二副主席。洪哲胜等最终选择退盟并抨击“台独联盟”领导层“无识、无德、无能及无法无天”,以至于“运动推展不出去而又无法革新”。此时,许信良系统的《美丽岛周报》为出走的“洪系”人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投书管道,两派又因持相近的“社会主义台独”立场而一拍即合,于1985年共同成立“台湾革命党”,洪任“总书记”、许任“副总书记”,与“台独联盟”互别苗头。但双方结盟仅仅维持四个月即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许信良再与一些“台独”团体组建“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未随洪哲胜退盟的郭倍宏等人则在盟内崭露头角,不断向“联盟”权力核心发起挑战,主张“联盟”改组并要求张燦鍌等当权派下台,先后得到杨宗吕、李端木、李应元等“盟内元老”的支持,郭也因此当选“台独联盟美国本部主席”,进一步扩“台独联盟”的内部裂痕。

    随着海外“台独”运动的分化,各“台独”组织陷入各自为战、争强斗狠的恶性循环。1985年“FAPA会长”选举中,陈唐山与彭明敏各立山头、纷争不断,虽然陈最终妥协支持彭担任会长,但双方矛盾难以弥合,导致海外“台独”运动划分为“台独联盟”与“非台独联盟”两派,陈唐山阵营被称为“盟内”,彭明敏阵营是为“盟外”。1989年3月“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中常委改选,“盟内”人马全面夺权,一举囊括了8席中常委,彭所提人选全部落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辞去“会长”职务,另有16位彭系人马集体退出该组织。许信良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之后,与“台独联盟”相互牵制、互别苗头。1988年“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选举中,双方各推出一名候选人,经过长达五个月的选举及选后纠纷的处理,“台独联盟”支持的蔡铭録最终当选。双方的恶性竞争不仅加剧了海外“台独”运动的混乱,还对岛内党外运动及“台独”活动的产生连带影响。“台独”分子陈芳明曾强调,“海外台湾人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变得如此紊乱不堪,这两个组织必须负一半以上的责任。不仅如此,他们也把各自的歧见带到岛内,然后又把新的分裂因素携到岛外……”

    由此可见,上至“台独”理念及领导权之争,中至各“台独”团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相互撕扯,下至“台独”组织内部的人士倾轧与私人恩怨,权斗与分裂始终伴随在美“台独”运动的始终,这也凸显出旅美“台独”分子唯利是从、精于算计、貌合神离的阴暗面。

    【摘自《台湾周刊》2020年第13期】

 

责任编辑:左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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